三鹿问责官员复出 高明的“时间差”

　　在因三鹿奶粉事件受处分的人员中，今年3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去年就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而今年3月，河北省纪委、省监察厅决定给予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记过的行政处分，但早在去年11月，刘大群就已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在今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本报今日A23版）

　　“高调问责”“低调复出”有玄机

　　如果说，“高调问责”是一种形势所需，那“低调复出”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猜测一下，是不是有这两种原因：一是认为那些被问责的官员还是一个“人才”，“人才”难得，还要继续使用。二是由于官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让被问责官员低调复出，可能也是一种相互“自保”。

　　对被问责官员“低调复出”，人们最担心的应该是一种相互“自保”。由于各种因素，一些官员之间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甚至已经达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地步。而当重大责任事故发生之后，问责不可避免，于是不得已“高调问责”，而这种“高调问责”实则是一种“丢卒保车”，等风平浪静之后，被问责官员悄悄复出。

　　不论被问责官员“低调复出”是何种原因，都是老百姓所不希望看到的。如果是因为官员相互“自保”而“低调复出”，更是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徐经胜

　　被钻了空子的《公务员法》第五十八条

　　《公务员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但请注意，这两厅官调异地任职前都还没受到相关处分，因为相关处分是今年3月才作出的。而在未被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作出处分决定前，尽管大家心里都知道他们得对三鹿事件负或大或小的责任，但在官场潜规则的作用下，升职或平调，操作性还是可行的、很强的。

　　尽管在被曝光处分前调往异地任职，但他们的晋升和调任，都是在受处分前而不是“期间”，这样的情形，也给了推托责任多了几分“自信”和借口。

　　受处分之后的官员频频复出，如果要严格追究，已是有章可循，可像鲍俊凯、刘大群这样的新状况，追究起来，依照现行的《公务员法》，似乎有点棘手。而这个姗姗来迟的处分，现在看来，估计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异地任职。

（ 作者： 吴杭民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