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责任：城管与小摊贩共存的临沂尝试

　　城管与小摊贩相互对峙，发生冲突，甚至出现流血事件，这正成为全国很多城市管理者的难解之困。有人戏称这种现象是城管与小摊贩利益的博弈：前者要“好看”，后者要“吃饭”。如何处理“好看”与“好吃”的关系已成为社会问题。

　　两年前，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困惑着山东省临沂市的城管部门，然而，临沂的城管在与小摊贩较量了两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城管转变了执法理念，并成立城管执法置业服务中心，对小摊贩进行帮扶行动……两年后的今天，城管与小摊贩的“猫鼠游戏”在临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者和谐同存。或许，临沂市城管的这种“转身”，可以成为中国式城管的范例。

　　提心吊胆的日子

　　11月7日傍晚，临沂市区的天空阴沉沉的，一阵风刮过，让人不禁打起寒颤。

　　在红旗路旁边的一条胡同内，刘富民专心致志地为两位女孩做饼夹菜，他的妻子郭香秀在一旁为一位女孩做奶茶。做完奶茶，郭香秀把手伸到烤烧饼的火上烤了烤，然后，帮刘富民拉了拉领口，以免风钻进他的衣服。

　　在刘富民夫妇的左边，是卖麻辣串的摊贩，右边是水果摊。在这条百米长的胡同内，共有30多个小摊贩，多数摊贩以卖小吃和水果为主，其中，也有卖袜子、拖鞋和小日用品的。所有摊贩都把摊位摆放在胡同两边的台阶上，买东西的客人都站在台阶下。胡同内人流不断，时不时还有汽车通过。

　　刘富民是江苏连云港人，4年前，他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临沂，儿子在临沂一家工厂打工，他和妻子便在此处做起了小生意。除了刘富民夫妇，胡同内的小摊贩还有来自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的，以及临沂当地人。

　　刘富民夫妇算得上这条胡同内的“老摊贩”了，回忆起刚到此处时，刘富民还有些后怕。“那时为了躲避城管整天提心吊胆，一边要花心思做生意，一边还要时刻提防着城管，生怕城管来了收我们的东西。”刘富民说，刚开始，他和妻子是有分工的，“我忙时，她就不停地去路口转悠，看有没有城管过来；她忙时，我就去放哨，我俩要是都忙心里就很不踏实。”

　　刘富民向记者讲述，2005年9月的一天中午，正值下班时间，他和妻子的生意都很好。“没顾上到路口放哨，城管人员突然出现，我俩推着车就跑，只顾慌着跑，也没看路，我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摔在地上，把膝盖摔破了，城管看我受伤了，没有收我的东西，只是说了我几句，没想到那一摔让我在家歇了十几天，现在还有后遗症，一到天冷，膝盖就会疼。”刘富民摸着左腿膝盖说，“想换个地方吧，可一打听，到处管得都很严，这个地方也熟了，就没有换。”

　　“老刘的经历，我们这里的很多商贩都有，城管来了我们就跑，城管走了我们再出来，整天提心吊胆的。”旁边的水果摊主邓先生说。

　　“鼠猫游戏”逐渐结束

　　每月交纳管理费，可以有一个固定位置经营

　　临沂市区内这条普普通通的胡同对刘富民夫妇来说，有着特殊的情感，也让他们体会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一方面，他们靠胡同内来来往往的人流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为了躲避城管，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在这条并不平坦的胡同内进行“百米冲刺”。

　　刘富民现在已经记不清，他和妻子在这条胡同内进行过多少次“百米冲刺”，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没能跑过城管，只是记得“那种日子太难受了”。

　　好在，“难受”的日子从2006年开始，得到了逐步改善，小摊贩和城管的“鼠猫游戏”也开始逐渐在临沂消失。

　　11月7日晚上9时多，像往常一样，刘富民夫妇和其他商贩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结束当天的经营。

　　他们推着小推车，走了十几分钟后，来到一个城中村内，在一处6层高的楼下，刘富民说：“我们租的房子就在这个楼的二楼。”把推车放好，他提上做饼夹菜和奶茶的原料上楼了，妻子郭香秀跟在后面。

　　他们租的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间内除了几把凳子、一张桌子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再没有其他东西。“我俩一个房间，儿子一个房间，一个月房租350块，水电费自理。”刘富民扔下手中的东西，边说边从一个塑料袋中拿出他事先做好的5个饼夹菜，郭香秀倒了两碗开水，在昏暗的灯光下，夫妻俩开始吃晚饭。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清闲的时刻，但晚饭后，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原料。

　　“虽然日子很累，但我现在很满足，最起码不用东躲西藏、提心吊胆了，想挣个钱哪有那么容易，干啥都不容易呀。”刘富民一边吃饼夹菜一边说，从2006年3月开始，城管部门给他们小摊贩统一划定了经营地点，只要办理一个证件，每月交一点管理费，就可以在划定区域内安心经营。刘富民喝了一大口水说：“终于安宁了，再也不用跑了。”

　　刘富民告诉记者，就他所在的胡同，只要在台阶上的固定位置经营就可以，根据不同位置，每月交纳100至200元管理费。“我俩的位置都比较好，所以，每个月的管理费都是200元。”刘富民说。

　　刘富民还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夫妇俩，平均每天可以挣到100多元钱，一个月下来是3000多元钱，除去管理费、房租、水电费和伙食费，每个月有1500元到2000元可以装进自己的口袋。

　　“我俩挣的不多，每天要起早贪黑，很辛苦，但是我们很安心，不用再担惊受怕，所以很知足。”刘富民抿抿嘴，脸上露出了笑意。

　　城管部门为摊贩带去不少实惠

　　刘富民夫妇从“提心吊胆”到“安心”的转变过程，也是临沂城管部门完成“转身”的过程。在与小摊贩“追”与“跑”的游戏中，让临沂市的城管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管理理念和方法。

　　临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4年5月10日，临沂市在原市容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城管执法局。在与小摊贩近两年的较量中，临沂市城管执法局认识到，一味的限制不但效果不好，还容易激化矛盾，于是，便开始了转变管理理念和改变管理方法的尝试。

　　2006年，临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成立了“城管执法置业服务中心”，为下岗失业人员、特困职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解决就业问题。只要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置业中心就帮助申请人寻找合适的经营地点，签订规范经营协议，发放登记证并负责联系新闻媒体，免费为经营户刊登“一句话”式广告。就连售货车和摊位设备都是执法局通过广告赞助免费提供的。摊主必须按照在市城管执法局登记的地点、范围、品种、时间出摊，亮证经营，摊主的周围环境必须保持整洁卫生，露天摊点所经营的食品卫生质量、食品进货渠道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规定。

　　此外，临沂市执法局还开展了“帮一扶十带百活动”，要求每个执法中队一年中帮助辖区1个特困户脱贫，帮助10个困难户致富，带动100个经营户自觉守法规范经营。

　　临沂市执法局在管理小摊贩时，还显示出灵活的一面。比如，在对待自行车修理摊点时，就没有要求摊点要集中在一起，而是把修理点分布在各个路口。

　　在一些繁华地带，执法局与办事处联合，搭建简易帐篷，由广告公司统一设计和制作摊位，广告公司可以在摊位上发布广告，办事处成立服务公司，将摊位租给小商贩，除了租金，商贩不用再交纳任何费用。

　　尽管如此，小摊贩依然希望城管部门能够给予更多的实惠。与刘富民同在一个胡同做生意的胡全来自安徽，他希望“能够降低管理费用”。

　　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须出台一部全国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独立法规

　　和小摊贩一样，城管人员也有一大堆苦水。

　　“当城市执法人员可不是件好差事，是个痛苦、心灵受折磨的工作。”临沂市执法局兰山分局的执法队员王学钢苦笑着说。

　　王学钢从事执法工作已有3个年头了。“对城管干部的工作，群众并不理解，他们往往看不到我们的一次次劝说，只看到矛盾激化时的一幕，只要一出现矛盾，人们总是站在弱者一边。”

　　如何对待小商贩，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城管人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情与法的煎熬，情与法的博弈。

　　“对弱势群体，我们同样有同情心，但我们作为执法者又要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事实上，我们多次告诉商贩们应该到哪里去摆摊，不受限制，可往往是我们刚走，他们又回来了。”王学钢显得有点无奈，“不过，这两年好多了，很少有追着小摊贩跑的场面。”

　　2007年3月，上海改变以往对马路无证摊贩一律进行打击的做法，改为在市民同意的基础上允许小贩在某些路段摆摊。这项对马路设摊“开禁”的政策一经宣布，立即赢得各方称赞。随后，南京、江阴等地都相继调整了对小摊贩的管理办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山东大学法学院李明教授认为，临沂的措施很好，值得借鉴，但缺乏保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管与小摊贩的矛盾，就必须出台一部全国性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独立法规。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完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让城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想法是好的，却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 作者： 晚报记者 袁帅 编辑： ）